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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 听工会主席讲那激情澎湃的故事

2019-11-07 07:39:21    点击: 4883
内容摘要:

下岗职工的“留守主席”

潘蓝瑛曾是湖北省黄石丝绸厂工会主席,黄石总工会“潘蓝瑛工人权益保护服务热线”负责人。这条热线已经成为该国第一个以国家劳动模式命名的员工权利热线品牌。她坚持贫穷的原则,四处奔波,为贫穷的工人寻找工作和出路。她被誉为贫穷工人的“密友”。2009年,她被选为“时代的领袖——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劳动模范”。

我的故事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黄石丝绸厂工作。从我当汽车司机、班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起,我就在1992年开始担任工厂工会主席。1994年,企业停产,我成了留守工会主席。那年我35岁。

665名工人面临裁员,161名退休工人失去了支持。当时,我流泪了,但我告诉自己要坚强——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工会为工人服务、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职责都不能“封闭”!

当时厂长来找我,说工厂已经决定用旧厂房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用银行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并要求我盖上工会的印章。旧厂房和房地产是集体财产,是全厂下岗工人的希望。当所有家庭成员都被抵押时,雇员的重新安置怎么办?

我对厂长说,“房地产抵押应该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我无权擅自盖章。“厂长突然着火了,拍着桌子冲我大喊大叫。从那天起,两个月来,我一直带着工会的印章,到哪里都带着,直到政府出面协调解决退休工人的养老保险和10年来工人的社会养老基金,通过旧厂房的有偿转让。

在我担任留守工会主席的六年里,我也很穷。除了工厂销售的一些衣服外,我每年只收到500多元现金。不过,只要工人家里有婚礼、葬礼和婚礼,我就会代表工会去看他们。我想让工人们知道,虽然企业已经停产停业,党组织仍然存在,工会组织仍然存在,我希望它仍然存在。由于我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170多名下岗工人找到了新工作,200多个贫困家庭得到了帮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只花了4000元储蓄。

2000年9月,我被调到黄石铁山区总工会担任副主席。为了方便困难职工联系工会,铁山区于2002年开通了“泛蓝瑛热线”,作为职工的求助电话。我又一次拿出了以前为下岗工人申请工作时的那种执着精神,继续跑步。

2005年9月13日,随着我被调到市总工会,黄石总工会开通了“泛蓝瑛职工权益服务热线”。同一天,我们接到了60多个电话,接待了20多名来访员工。员工的这种信任是一项沉重的责任。

作为一名20多年的工会干部,我喜欢这个职位。每次通过我的努力,员工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护。看着他们脸上的微笑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记者笔记

“员工的要求是我的责任”。无论是作为留守工会主席还是“泛蓝瑛维权热线”负责人,她始终坚持这一信念——从35岁开始,她就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帮助贫困员工和其他工会工作中。她说,“能够为员工解决难题,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贡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杨莉曾任昆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兼主席、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兼巡视员,先后被评为昆明市劳动模范和云南省劳动模范。2006年被授予“全国工会十大帮扶模范战士”荣誉称号,2008年被授予“全国工会帮扶工作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2009年被选为“时代领袖——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

我的故事

工作40年后,我基本上一直在一个工会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担任云南汽车厂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到昆明担任市副主席和主席,然后我一直担任云南省副主席和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与此同时,我在退休前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主席。

昆明对贫困工人的援助始于1996年。当时,没有特别的财政援助基金,所以我们想到了“支持社会”。然而,仅仅依靠社会力量是不够的。我开始向市政府寻求帮助。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每年向政府申请拨款500万元,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并邀请我参加。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问我一个问题:我应该在哪里花这么多钱?我想了想,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劳动模范老陈曼·建保的。

陈建宝的事业已经没有了,他也失去了生计来源。他已经80多岁了,靠捡垃圾为生。他来自广西,与他人沟通不畅。结果,他被送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急忙赶到收容所去接老人,带他回家。当我参观他的房子时,墙上有一张毛泽东主席几十年前接待他的照片。

听了这话,几位领导听起来很沉重:“杨大姐和我们党委政府有同感,工会也在帮助我们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要做好工会工作,必须既有智慧又有勇气。昆明工人文化宫位于市中心,寸土寸金。昆明将在2008年拆除文化宫并没收土地。在大会和省议会的支持下,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他们一起玩游戏。我告诉市委书记,拆除文化宫有四个条件:需要大会和省议会的批准;要在主城区中心位置更换;先建后拆,新文化宫不建,不能拆除;一次性施工应完成,形成“交钥匙工程”。

后来,我带着相关法律去见领导,并重申:“文化宫是工会的资产,政府不能随意处置。”该市最终接受了工会联合会提出的意见。

但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新文化宫的内部设施和设备必须由工会赞助。

我最不怕的是困难。结果,他们带着工会干部“乞讨”,并获得了2800多万元的财政支持。

迫于压力,新文化宫在离旧文化宫不到两公里的市中心重建。它非常大而且漂亮。我在昆明已经掌权20年了,工会的土地一点也没有流失。

记者笔记

杨莉既聪明又勇敢,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会事业中。她认为工会干部需要同时具备良知、勇气、智慧和激情,这也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标准。

2010年5月,杨莉退休。然而,她“退休后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抱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也从未离开过党”,并推动了昆明“老工会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她说:“我一生中做过一件事,我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工会工作。”

开发区的“苗大侠”

苗冯仁作为第一批拟招干部,成立了大连开发区劳动人事局,大连开发区是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7年大连开发区工会联合会主席;2004年,大连开放试验区成立后,他担任区总工会主席。2006年,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2007年,他获得了辽宁省“十佳感动员工”。

我的故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也快70岁了。我很高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

我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是1984年。那一年,第一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开发区成立了。我被派去主持开发区劳动人事局,后来成为工会主席。

大连开发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外资企业众多,劳资矛盾复杂。从1984年至今,我担任了三起停工事件的总指挥。调解结果令工作人员满意。

我认为,工会必须依法维护职工的权益,平时必须把基础工作放在首位。例如,员工的年工资增长应该有科学的参考。我提出了本地区单位工资增长的指导方针,为本地区集体工资谈判提供参考。我在任时,辖区内员工的工资涨幅不低于6%。

当我是工会主席时,法律、理性和情感这三个词是我的原则。工人们选择我作为他们的“新娘家庭”。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家人呢?

我记得在2001年,一家在开发区拥有1万人口的日本企业,其员工因为上班迟到而采取了侮辱性的惩罚措施。我接到投诉后,立即找到了这家企业。当时,该地区有20万工人知道这一事件,他们都在关注工会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立即表示,任何涉及侮辱员工个人尊严的行为在中国都不受欢迎。我是工会主席,我们是工人的家庭成员。

企业方面看到了我的态度,沉默了。我立即告诉他们三点意见:第一,向员工道歉;第二,应该给予医疗费用和精神赔偿。第三,有关经理将辞职并在一定期限内离开该国。

当时,党委领导也表示“同意工会的意见”。我觉得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工会才能依法维护工人的权益。

当然,我们的工会干部也彬彬有礼。他们有信心与外商谈判,并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后来,我们还对外商投资企业中劳动关系和谐的企业进行了劳动模式选择和表彰,引导外商依法主动维护职工权益。

只有依法维护职工利益,确保企业和谐发展,社会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工会会员的责任。

记者笔记

苗冯仁多次为职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辩护,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行动,为开发区的工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作为工人代表处理台湾的工人交通事故,并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的成员,参与争取国际劳工组织的席位...

被称为“苗大侠”的工会干部说,员工的信任是做好工作的最大支持:“如果我再次成为工会主席,我的职位将留在员工身边。”

困难工人的“爱心姐姐”

谢桂云于2003年3月被调到陕西韩城市总工会,并于11月担任工会主席兼党支部书记。在担任韩城市工会主席期间,她带领韩城工会干部推动企业协会的成立,积极维护工人的权利。她提出了“铜头铁嘴、橡胶肚皮、快手”的工作精神,全心全意为员工服务。员工称赞她为“爱心姐姐”。2008年和2009年,她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的故事

2003年,我从乡长升到韩城市总工会主席。我上任时,承诺要彻底改变工会的面貌,尽快在民营企业成立工会。

就职后的第三天,我遇到了三位非常兴奋的老员工,他们向市长报告了自己的问题。他们是制药厂的前雇员。工厂停产后,他们的文件丢失了。当他们到达他们的年龄时,他们不能完成退休程序。经过几年的运行,他们没有结果。我立即说这件事由我负责。

那段时间,我带他们去劳动人事局办理手续,去档案局核对材料,并去养老中心补充养老保险,最后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了问题。这是我作为工会干部第一次有成就感。

2004年,韩城有300或400家私营企业,仅105家煤矿、70多家焦化厂和至少3万名农民工,但只有一家成立了工会。因此,我把工会干部带进企业,向员工普及工会知识,让员工知道加入工会的好处,例如,受伤或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要找谁?找到工会!随着工人呼声的提高和市委的支持,企业组建工会的新局面很快出现,特别是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加入。

2007年12月,首尔大雪纷飞,100多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包围了一家企业。我赶到现场,得知三年前该企业欠农民工69万元。在过去的三年里,到处都有农民工讨钱,光是差旅费就花了几万元。只有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才决定采用这种方法。

看着被雪冻得通红的民工的脸,我感觉很糟糕。我大声对他们喊道:我是工会主席。我会帮助你,并保证在一周内得到报酬。我告诉他们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以便他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同一天,我带着各地的几名农民工代表寻找解决办法。在收到偿还企业欠款的承诺后,我建议企业和承包商将欠款62万元和7万元转入工会账户,由工会代为发给农民工。新年那天,100多名农民工领到了工资,并给我们发来了“民工之家献给人民”的横幅。

为了保护雇员的权利,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们的要求。只要你想到员工,问题就会解决。在我担任工会主席的10年里,我处理了270多个棘手的问题,处理了8000多万元的员工薪酬。此后没有任何争议。

工会阶段是我人生的大阶段。工会主席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记者笔记

47岁的谢桂云担任韩城市工会主席。抱着“只要有群众基础,员工就能做事”的信念,不管个人得失,她推动首尔的工会工作全面展开,成为“党和政府的好帮手,员工的好朋友,企业不可或缺的人”。谢桂云感慨道,“当工会主席工作多年的时候,他最想听到的就是‘相信你’"

2013年退休后,她承担了韩城市慈善协会的建立和发展。起初得到她的帮助的焦化厂工人也担任了公益职位。她觉得员工们愿意继续追随她是他们对她的最大信任。

农民工的“110”

曹肖斌曾于1999年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米色镇工会主席,直至2018年退休。他努力建设社会,大胆维权,特别是以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为突破口,维护农民工权益。他把“找困难的工会”这个品牌称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110”,被评为“全国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大模范战士”。

我的故事

山西省太原市米色镇有18个行政村,300多家大小企业,最多有3万名农民工。当时,乡镇企业发展不规范,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更加严重。每年新年,农民工都会去镇上请求帮助。

我被昵称为“推土机”,因为我有工作的方法,所以让我解决任何麻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的问题,我印制了5万多张名片,挨家挨户发给企业的农民工,名片上写着“找个困难的工会”,还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后来,我甚至打印了照片,并且没有一天24小时关掉机器。

我确切知道镇上的大企业什么时候支付月薪。天一亮,我就骑自行车去监督。也有一段时间,老板雇了个人来“清理”我,但是工人们知道这件事,他们齐心协力去抓那个被雇的人。我也害怕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农民工的支持下,我很有信心。

起初,该镇300多家企业中只有38家成立了工会。我一个接一个地“筛选”企业,并开始让企业的老板开会。如果你不能做一次,你就不能做两次。如果你不能做两次,你就不能做三次。你必须把他碾碎。今天,米色镇的工会形成率、农民工会员率和集体合同签订率保持在100%。

为了规范工会主席的选拔,我抓住了工会换届的机会来指导我。那些年,有五六辆自行车坏了。目前米色镇企业工会主席都是由员工选举产生的。通过企业工会的规范化运作,企业老板慢慢地感觉到,由员工选举出来的工会主席在员工中拥有权威。如果企业遇到困难,工会主席会主动与员工沟通,员工可以理解,对企业有很大帮助。

2008年汶川地震影响了该镇许多企业的四川农民工家庭。我帮他们联系了五辆公共汽车回家。当时,有5辆公共汽车返回,13辆公共汽车返回。一些企业主主动腾出厂房供员工及其家人居住,院子里还建了一个大厨房为每个人做饭。社会上也有许多人献出了他们的爱,想方设法为他们找到工作,并为他们的孩子联系学校。

企业对员工是真诚的,员工的家人在遭受灾难后可以自愿回来继续生产——这样和谐的局面是对工会工作的最好赞扬。

记者笔记

退休后,曹肖斌从未更改过自己的电话号码。他说:“如果任何工人需要帮助,我会尽力而为。”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人向他求助,因为他们在网上认为他是“全国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大先行者”。“工会干部迷上了这份工作。整天,做梦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有“职业病”。"

有人嘲笑曹肖斌:这堆铁块(奖牌)有什么用?他回答说,“这是我一生的荣幸。我没钱买它!”

外国企业中的“王兄”

英格索兰(桂林)工具有限公司(美国独资企业)前工会主席王文远被誉为积极、科学依法维权的优秀工会干部。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开展王文远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广大工会干部以身作则,履行职责,关心职工,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的故事

当我1971年10月加入这项工作时,我17岁,在桂林气动工具厂做统计。1998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变革——企业重组,成为一家美国独资企业英格索兰(桂林)工具有限公司,重组前作为老员工,员工们选举我为工会主席。2003年和2008年,我在两次大选中再次当选工会主席。这是每个人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为一个工会工作了16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三次去法院帮助员工提起诉讼。虽然这一过程很困难,但能坚定地站在员工一边,依法为员工伸张正义,确实非常高兴。我的这个故事也被搬上了大银幕,并被拍成了电影《我们的工会主席》。

在我担任工会主席的那些年里,我喜欢骑自行车去参观工人的家。几十户人家要转过100多公里。公司有130多名退休员工,我从未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已经帮助100多名员工成功维护了他们的权利。我向企业管理局提交了350多份工会提案,并写下了60多万字的工会工作日记。

在企业里,员工们总是叫我“王先生”,这听起来很亲切。要做群众工作,必须优先考虑“爱”。我愿意成为员工中的“心甘情愿的牛”。

在我们的积极努力和大力推广下,公司的管理模式不断改革创新。随着工会主席出席行政办公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公司管理制度等制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员工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表达,工资福利和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劳资冲突显著减少。公司管理层也意识到,如果依法行事,尊重工会的地位,劳资关系就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就会充足,从而更加重视工会的作用。

当了这么多年的工会主席,我最自豪的是曾经紧张劳动关系的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范。

2014年,我退休了。桂林总工会热情邀请我继续工作,并为我开设了“文远王工作室”。工作室虽不大,但责任重大。其主要任务是回答问题,并为员工提供劳动争议方面的帮助。在这个工作室,员工可以坐下来讨论和思考问题。这感觉就像回到过去。组织让我使用我剩余的能量。我必须继续努力工作。

记者笔记

谈到过去的经历,王文远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与员工一起穿过“核心墙”。

王远文分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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